
1977年7月,冼恒汉在甘肃兰州生活和工作了27年之后离开了。上级表示要对他进行调动,重新安排新职务。于是他留在了北京等待工作安排,但五年后,他得到的结果却让他难以接受。
很多人可能不太认识冼恒汉,他是从政工系统走出来的将领。虽然他是广西人,但自从中央红军经过陕北之后,他与大西北结下了深厚的渊源,长达半个世纪之久。抗日战争期间,他在贺老总的指挥下工作,而在解放战争时期,他则在彭老总的指挥下奋斗。他曾在回忆录中提到,最让他敬佩的人是贺老总。冼恒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大概发生在1967年,军队奉命支援地方工作时,他不仅从第二政委升任为第一政委,还兼任了党委第一书记和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主任。与军队工作相比,地方工作要复杂得多,需要振兴农业和发展工业。甘肃是一个农业大省,但由于常年干旱少雨,灾年收成都非常困难,许多人因此流离失所,四处乞讨生计。对于一省之长来说,首要任务就是发展农业,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,不能让百姓靠天吃饭。 要解决旱涝保收的问题,就需要修建水利设施,而资金问题成了一个难题。在冼恒汉的努力下,农业产量逐步提高,效果显著,逃荒的人也越来越少。可以说,冼恒汉作为军队出身的干部,执行力极强,尽管经验不足,但他边学边做,取得了突出的成绩。农业和工业的工作,他都毫不犹豫地投入其中。但有一件事,他本不愿意做,但却不得不去做,那就是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。铁路局隶属于铁道部,并不属于地方管辖,但因运输瓶颈和经济建设受阻,问题非常严重。上级派铁道部来处理也没有效果,于是上级决定由省委来管。但在这个过程中,许多干部受到了伤害,也直接影响了冼恒汉的职务,成为他最终被免职的原因之一。虽然冼恒汉承认,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处理不当,但他也是执行者,且始终是按照上级指示办事的。他也明白,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期,甘肃省的情况并非唯一,其他地方也都有类似问题,甘肃能够避免吗?他认为,应该从历史背景和整体形势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。此后,冼恒汉多次申诉,但似乎并未得到任何回应。1977年,冼恒汉得知自己将被调动工作,他接受了上级的安排,开始在北京等待。然而,这五年期间,他始终没有得到任何明确的安排。与此同时,中央提出了干部年轻化的号召,很多老将纷纷退居二线或离休,而他自己年纪也不小,难道自己也要面临离休吗?然而,他没想到的是,军区领导班子再次召集他,讨论过去的问题,给他扣上了几个不名誉的帽子。这让他当场心脏病发作住院。他无法理解,为什么时隔五年后,旧事还要被翻出来,这最终导致了他不得不退出现役的结论。对他来说,这个结论是无法接受的,他认为自己被误解,尤其是被指责为四人帮的代理人,这简直是无中生有的夸大其辞。几十年来,无论是他在兰州军区工作,还是在甘肃地方工作,他始终都是在上级指示下行事的,重大决策都经过了常委讨论。他认为,这种特殊时期的情况,甘肃不可能单独避免,应该从更大的历史背景和前提来审视。 后来,冼恒汉多次提出申诉,然而似乎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回应。不过,他的党籍和军籍最终得以恢复,原本的师级待遇也被改为了军级待遇。但至于这一变化的具体原因,依然无法知晓。晚年的冼恒汉感到非常遗憾,未能彻底解决自己身上的问题,始终心有不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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