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7年7月，冼恒汉在甘肃兰州生活和工作了27年之后离开了。上级表示要对他进行调动，重新安排新职务。于是他留在了北京等待工作安排，但五年后，他得到的结果却让他难以接受。
很多人可能不太认识冼恒汉，他是从政工系统走出来的将领。虽然他是广西人，但自从中央红军经过陕北之后，他与大西北结下了深厚的渊源，长达半个世纪之久。抗日战争期间，他在贺老总的指挥下工作，而在解放战争时期，他则在彭老总的指挥下奋斗。他曾在回忆录中提到，最让他敬佩的人是贺老总。冼恒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大概发生在1967年，军队奉命支援地方工作时，他不仅从第二政委升任为第一政委，还兼任了党委第一书记和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主任。与军队工作相比，地方工作要复杂得多，需要振兴农业和发展工业。甘肃是一个农业大省，但由于常年干旱少雨，灾年收成都非常困难，许多人因此流离失所，四处乞讨生计。对于一省之长来说，首要任务就是发展农业，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，不能让百姓靠天吃饭。 要解决旱涝保收的问题，就需要修建水利设施，而资金问题成了一个难题。在冼恒汉的努力下，农业产量逐步提高，效果显著，逃荒的人也越来越少。可以说，冼恒汉作为军队出身的干部，执行力极强，尽管经验不足，但他边学边做，取得了突出的成绩。农业和工业的工作，他都毫不犹豫地投入其中。但有一件事，他本不愿意做，但却不得不去做，那就是解决兰州铁路局的问题。铁路局隶属于铁道部，并不属于地方管辖，但因运输瓶颈和经济建设受阻，问题非常严重。上级派铁道部来处理也没有效果，于是上级决定由省委来管。但在这个过程中，许多干部受到了伤害，也直接影响了冼恒汉的职务，成为他最终被免职的原因之一。虽然冼恒汉承认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处理不当，但他也是执行者，且始终是按照上级指示办事的。他也明白，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期，甘肃省的情况并非唯一，其他地方也都有类似问题，甘肃能够避免吗？他认为，应该从历史背景和整体形势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。此后，冼恒汉多次申诉，但似乎并未得到任何回应。1977年，冼恒汉得知自己将被调动工作，他接受了上级的安排，开始在北京等待。然而，这五年期间，他始终没有得到任何明确的安排。与此同时，中央提出了干部年轻化的号召，很多老将纷纷退居二线或离休，而他自己年纪也不小，难道自己也要面临离休吗？然而，他没想到的是，军区领导班子再次召集他，讨论过去的问题，给他扣上了几个不名誉的帽子。这让他当场心脏病发作住院。他无法理解，为什么时隔五年后，旧事还要被翻出来，这最终导致了他不得不退出现役的结论。对他来说，这个结论是无法接受的，他认为自己被误解，尤其是被指责为四人帮的代理人，这简直是无中生有的夸大其辞。几十年来，无论是他在兰州军区工作，还是在甘肃地方工作，他始终都是在上级指示下行事的，重大决策都经过了常委讨论。他认为，这种特殊时期的情况，甘肃不可能单独避免，应该从更大的历史背景和前提来审视。 后来，冼恒汉多次提出申诉，然而似乎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回应。不过，他的党籍和军籍最终得以恢复，原本的师级待遇也被改为了军级待遇。但至于这一变化的具体原因，依然无法知晓。晚年的冼恒汉感到非常遗憾，未能彻底解决自己身上的问题，始终心有不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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